□罡风 黄立贵与林熙明和谈签盟后，红军行动没有了掣肘，消除了心腹大患。黄立贵指示饶守坤、王助采取“集中以应对敌军,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办法，红军以排为单位，深入各村各户，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粮物，使群众不断得到实惠，很快让群众体会到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红军是自己的亲人。仅仅半个多月，军民关系如鱼似水，红军可以畅游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黄道书记谆谆嘱托的“开辟闽东北新游击区”的任务，基本实现了。 闽东北新游击区，指的是松溪、政和、建瓯、古田、屏南、周宁、寿宁7个县边区绵亘相接千余里的长形走廊，这里清一色的崇山峻岭，险关要隘，千米高山数百座，满山的原始森林，可以隐藏千军万马。国民党正规军，仅有驻建瓯的七十六师和驻宁德的八十师，约2万人，平日里龟缩在县城里，不敢贸然深入山区老林。那遍布乡村的大刀会组织，已与红军结盟，化敌为友。如今红军已掌控住闽东北这条走廊，就等于走了一步精妙的好棋，使游击战争这盘棋满盘皆活。乘着这个有利时机，黄立贵、饶守坤等开始考虑如何来收拾土匪武装。 当时，在闽东北地区，存在有多股武装土匪，其中危害较大的有盘踞在镇前至杨源一带以及政、屏、瓯边境的汤德崇、薛绍涛、薛志浩、李祖愿、李祖侗匪股，老百姓称之为“五大头”。他们以打家劫舍为营生，以敛钱谋财为目的，大斗分粮，小称分金，过着醉生梦死的奢糜生活。正因为这些土匪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纲领，所以在组织纪律上很松驰散漫，散则民，聚为匪，有利相合，无利相斗。匪徒的政治成分也十分复杂，有地霸流氓，有兵痞游民，有好逸恶劳者，有挟私报仇者，当然亦有不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贫苦群众。他们既抢劫客商富户，也掠夺平常百姓，既与官军有勾结，又和当局作冤家。总之，见财就眼红，有奶便是娘。最为恶名的是汤德崇，为人圆滑狡诈，心毒如蛇，人称“笑面狼”。还有薛绍涛，行伍出身，凶相毕露，人称为“活阎罗”。土匪作案手段主要有五种：一是明抢，稠岭、牛岭、马岭都是他们抢劫客商的险恶处；二是暗盗，风高月黑之夜，就是他们飞檐入室之机，若被主人发觉，竟敢杀人灭口；三是绑票，暗中将名士商贾、或其家人抓来，然后通知家属用重金来“赎票”,否则将其杀死，名曰“撕票”；四是与官军勾结，贩卖枪支，比如卖给大刀会总坛的枪支，一次金额就达500块大洋。后因总坛主林熙明赖账300块不给，双方就结下了很深的“梁子”(仇恨）；五是抢夺美女，供大小头目做“压寨夫人”，玩弄腻了，就卖到妓院。土匪所干的勾当，五毒俱全，伤天害理，红军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常有耳闻，要求剪除土匪的呼声很高。在与林熙明会盟时饶守坤承诺过：“土匪不足虑，红军替你们顶着。”故此，翦除土匪，既顺应民心，又兑现诺言，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也是事有凑巧，正当在考虑从何入手打击土匪时，政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发祯却为土匪之事来找饶守坤，于是，一个“擒贼擒王”计策就敲定下来了。 张发祯是政和洞宫山仰头村的一位贫苦农民，1913年生，早年丧母，父子相依为命，15岁时，家里的一点粮物被土匪洗劫一空，父亲无奈，就把他送到邻近的建瓯县冨地村堂叔家当学徒。这位堂叔名叫张祥吉，开有一家药店，是远近闻名的外伤科医师。师徒俩从医出诊10多年，由于医术医德高明，很有声望。1935年初，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在战斗中负伤，在地下交通员张和禄的护送下，来到仰头村张发祯家中治伤，得到张祥吉老医师的精心治疗，在治疗期间，叶飞等人发展了张发祯、张家镇等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组织。 这年10月，在冨地村的张祥吉老医师被土匪“五大头”的薛绍涛、李祖侗绑票，扬言要100块大洋“赎人”,张发祯为营救师傅，就来求助于饶守坤。 饶守坤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红军一个排长偕同张发祯，佯装老医师的家人，到岭头山庙土匪老巢去“赎人”，暗中布置一个排红军战士，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山庙周围。匪首薛绍涛、李祖侗见来人提一个箱子来“赎票”，带着几个匪徒有恃无恐地说先见货(指大洋）后放人。”张发祯假意诉苦说:“100块大洋一时难以凑足，能不能先交一半？”匪首薛绍涛蛮横的应道：“不行，少一块就撕票。”正当他们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巧扮成老百姓的红军已围了上来。薛绍涛是行伍出身，看出情形不对,与李祖侗立即转身躲入庙内，掏出手枪负隅顽抗。饶守坤率一个排红军战士将山庙团团包围，经过一阵激烈枪战，当场击毙薛绍涛、李祖侗2个匪首和3个匪徒，活捉12人，然后在山庙地窖里，救出张祥吉老医师和2名妇女。山庙斩杀匪首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远近土匪，盘踞在政和建瓯边界的汤德崇股匪，逃遁远去，为害一时的匪患终于消除了，不但民众欢欣鼓舞，就连大刀会总坛主林熙明也送来猪羊贺礼，深谢红军信义卓然，为他消仇祛灾。从此，以洞宫山为中心的闽东北新游击区，更加巩固和扩大了。 就在饶守坤诛杀薛绍涛、李祖侗等恶匪的同时，黄立贵率闽北独立师三团向闽东的屏南、古田进发，继续完成寻找叶飞的战略目标。当时，古田西部的凤都一带有一股以张春光为首的土匪，有两三百人。张春光原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参加过十九路军的反蒋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斗争，在战斗中负伤。“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收编到国民党五十六军，因受排挤和看不惯国民党军欺压百姓，便带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占山为王。凤都距饶守坤第二团的游击区很近，如果他与红军为敌，则是心腹之患。摸清他的底细和政治态度后，饶守坤曾经主动给他写信，要他在红军和国民党军之间保持中立。为此饶守坤曾亲自到他的山头跟他谈判。通过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张春光同意接受红军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不打劫穷人，只打劫地主老财；第二、不在红军游击区打劫，只到国统区打劫；第三、不抓老百姓当土匪。协议签订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春光没有与红军作对，有时还为红军提供情报，并协助红军共同攻打国民党军。 有了前期工作的基础，黄立贵这次进入闽东古田，决定进一步争取他，黄立贵认真分析了这股土匪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对张春光采取以联合为主的策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改编这支部队。 11月初的一天，在凤都的张春光收到一张拜山帖：“借光路过，拟与兄一唔”，落款：弟黄立贵。张春光对黄立贵可谓久仰，当年，十九路军起兵反蒋，就是黄立贵率红五十八团反击铅山牵制入闽蒋军，后又在光泽金陵山阻击三天三夜，有力地减缓了蒋军入闽的速度。当时，张春光团就在不远的沙县布防，对黄立贵的英勇作战有所耳闻。接到拜帖，张春光不敢怠慢，决定亲自下山迎接黄立贵。 十一月的古田，已进入严冬，但闽东地暖，此刻依然万木葱茏，两位不曾谋面但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见面，回忆起当年的反蒋战斗，就有了共同的话题。黄立贵因势利导，指出张春光不愿在蒋军中助纣为虐的正义性，虽落草为寇，却能与红军和平相处，信守盟约，不打劫穷苦百姓，可算是“替天行道”的豪杰。黄立贵进一步向张春光解释共产党的方针、理想和信仰，指出张春光“落草为寇”绝不是长久之计。这也是张春光担心的，他知道据守凤都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国民党军大军进剿，毫无回旋余地。张春光提出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敌的主张。黄立贵借势提出加入红军的建议。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张春光提议召集部下一起协商。 第二天，凤都大厅里，张春光部大小头目聚集，黄立贵在会上阐明共产党的方针，红军的性质，特别是共同反蒋的主张。张春光部大小头目大多是十九路军低级军官或穷苦人家子弟，黄立贵的讲话引起他们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会上除少数人反对外，大多同意加入红军。经协商，张春光部整编为闽北独立师一个营。黄立贵率部离开闽东重返闽北后，该部留在屏南，改编为屏南独立团。遗憾的是，不久，该团参谋长在国民党的利诱下率队哗变，部队瓦解，张春光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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