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佑衔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来，在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平房变高楼，沙漠变绿洲，贫穷变富裕，落后变先进。千变万变，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脚下的变化。 我家住在光泽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没有公路，男女老少干啥出门就得步行。我小时候曾打赤脚上山砍柴、下田除草割稻子、拾田螺、捉小鱼，都得步行而去步行而归。 我兄弟五人，四个哥哥在旧社会饱受抓壮丁之苦，依稀记得，有一次三哥被乡丁抓走了，父亲哭着鼻子求保长放人，结果卖了耕牛、猪和秋收黄豆，交了一百元银元才将三哥保出来。这时，有人对我父亲说：“你五个儿子怎能逃壮丁，给一个儿子去读书吧，初中毕业后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才可避免抓壮丁。”父亲听了茅塞顿开，于是，决定四个哥哥耕田做粉干卖，赚钱给我读书。 我太幸运了，可以上学读书。父亲谆谆教导我说：儿呀，要争气呀，好好读书，读了书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我死死记住这句话，把这句话当作动力。 村子里没有学校，得去四十华里外的区公所所在地上学，年纪小路远走不动，但也得去。1946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光泽县立中学，这时，村里人对我家刮目相看，对我父亲说，你现在不怕了，儿子考上初中，谁还敢欺负你。从来对我父亲冷淡的保长，乍然热情起来了，见了面没话找话说，也要闲聊几句。 我家离光泽县城九十华里。那年，我十五岁步行去读书，常常是天蒙蒙亮吃过早饭后，二哥挑一小担，一头是大米，一头是我的被服和中午充饥的饭团，我也挑一小担，一头是书本，一头是一竹罐酸菜或辣椒酱——一个月的口粮和拌饭的菜呀。急匆匆，颤悠悠，从家里出发，沿着山间小道翻山越岭，蹚小溪出山川，走累了，坐在路旁泉水洞旁休息会儿，喝口泉水再步行，走呀，走呀，到了下午，腿像上了镣铐般又重又沉又酸。走不动了，二哥硬是拽起我说，走呀，走不动也得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苦再累也要争气啊！我只得打起精神昂首阔步朝前走，直到傍晚，城里华灯亮起才到学校，到校后食堂已打烊不能蒸饭了，只好上街买两个馒头充饥，吃过后，一头栽倒床上睡觉了。 1949年，光泽解放。我回到家乡参加革命，我和几个年轻人替解放军买米买菜送信，带路剿匪。接下来，成立民兵队、农会、妇女会和乡政府（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我被推选为秘书财粮。那阵子干劲不知从何而来，日夜奔跑在乡村，步行四十华里送信去区公所，汇报情况，上午去下午回一点不累。1951年开春，我参加了解放军——建阳军分区光泽独立九营，领导分配我当看护员，任务是替剿匪伤病员洗衣送饭、喂饭、喂药、倒尿盆，帮助伤病员洗脸洗澡。部队出发剿匪，我背着背包跟着部队走，步行一百多里也不掉队。当时作为初中生的我，属知识分子，干了四个月看护员后即调去营部协助秘书搞统计，即统计全营战士在剿匪中伤亡人数和扩军增员数，以及弹药消耗、补充数，每月三十日准时将《人员增减报表》《弹药消耗、补充报表》送至建阳军分区。光泽至建阳二百余华里，得沿着被国民党破坏的公路步行三天。头一天从光泽到邵武，在水北汽车停靠站路旁小饭店住宿，第二天从邵武到麻沙，第三天由麻沙到建阳。每个月，我有六天要步行在光泽至建阳的路上。别看那两张小报表，可是军事绝密文件。为了安全，营首长还派两名战士护送我前行。 1952年公路修复了，有了不定期的班车开往建阳。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上汽车，我快活得像燕儿飞翔，乐不可支。解放初期没有汽油，没有柴油，汽车以烧木炭锅炉蒸汽为动力，驾驶室旁边竖着一个长方圆形锅炉烧木炭，烟雾滚滚，尘土飞扬，汽车从光泽到建阳中途要添几次木炭，锅炉要加几次水，汽车上坡呜呜叫，下坡嘶嘶响，汽车停在哪，哪儿便留下一堆黑灰。 1954年开始，汽车改烧汽柴油，班车也正常运转了。从此，我出差不再步行，可轻松乘班车。 1963年，我退伍成为中共邵武县委宣传部干事。当时，县委仅配备了一辆吉普车。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石毓维去故县和胡书检查抗旱工作，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小车，机关同志羡慕极了，说你真幸运，坐过小车了。我喜滋滋说是傍领导的福。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坐小车不再是什么稀罕事。那年，在厦门开公司的女儿，买了进口小车开回邵武，说：“爸，你年老了，要去哪儿不必步行了，这小车给你用……” 没有经历过峥嵘岁月，就无法理解今日的辉煌。如今，我无论去那儿，小车随叫随到，这在当年，我连做梦也不敢想。我想，我算是赶上这个好时代了，我已不再为生活而疲于奔波，而是为健康长寿而休闲步行，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了。日月如梭，峰回路转，饱含深情，当我再次邂逅已消失的远山远景，不由得喜欢上了高山的灿烂夕阳。 （作者系我市退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