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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飘香虾油味

2017-11-22 15:46:24 来源: 马星辉  责任编辑: 余琳艳  

(原载《闽都文化》2017年第四期)

一、

山城飘香虾油味,错把他乡当故乡。

前几年福州文友来邵武采风,于“九曲理发店”剪发,甫一进店,便听到理发师傅用地道的福州话迎候,立时便感亲切。理发过程中,更发现福州话在店中飞来飞去,时不时师傅们还会竖起福州人最习惯的“中指”动作……,这悦耳的、熟悉的、韵味无穷的福州习俗,与店中四处弥漫着久违的、好闻的木炭燃烧气味混合一起,让他感到十分的温馨可人。这哪里是在福建边城的感觉,简直就是置身一家老福州的理发店之中。文友惊喜道:“想不到这里竟是充满了福州味,像这种地道的传统理发店,如今在福州也少见了,着实让我享受了一回老福州的味道。”

邵武,确实是一个无处不散发着闽都文化的地方,这座边城有众多福州人开的福州老行当:福州的京果店,风生万马间;“三把刀”(理发刀、裁缝刀、厨刀)技艺高超;福州的“三宝”(脱胎漆器、角梳、纸伞)大放异彩。走在大街小巷中,不难遇到说福州熟话的依伯、依姆,更还有为数众多的,福州话说的磕磕绊绊,但又爱说福州话的本地人。福州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在此如鱼得水,无处不在、无处不显魅力。

福州人爱泡汤池(泡澡),有“浴在福州”的说法。受此影响,为数众多的邵武人亦爱上了泡汤池的习俗,城区只有10万人口的县城,颇有档次的洗浴中心就有五家之多,每日里热气腾腾、春意盎然。

邵武山高水寒,当地人嗜好辣椒,三餐吃辣椒乃寻常之事,有“无辣不成饭”的说法。而福州人则对“虾油”情有独钟,没有虾油菜不香。几天闻不到虾油味,便没有了食欲。这种喜好,是印刻在心灵深处的,即使身处他乡也不可能忘怀。在邵武福州人不用发愁,这里“虾油味”四处弥漫、飘香浓郁,一点也不逊色于当地的“咸辣味”。说来福州人或是坚守、或是有些顽固,方方面面都难以入乡随俗。不少人在邵武都几十年了,不仅不会说本地话,更不会吃辣。但反过来,许多不吃虾油的邵武人反被福州人给同化了,爱上了虾油的味道。

邵武的街边巷尾,不难看到福州捞化、福州肉燕、福州锅边、福州鱼丸等极具福州特色的小吃,生意十分兴隆。其中最红火的是一家“知者来”锅边店,生意持久不衰,还开了两家分店。锅边店老板说:“知道在邵武的福州人多,三十多年前来这里开锅边店,初时还以为只能做福州人的生意而已,没想到当地人也都喜欢上了福州锅边。”不仅如此,东关有一位挑担子卖福州鱼丸的福州人,早在解放前就来到了邵武,他那地道的福州鱼丸与地道的福州熟话叫卖声,在小城名气亦不小,可以说是老少皆知,谁人不晓。

不过,与福州传统特色小吃略有些不同的是,邵武的福州小吃在保证海鲜味的前提下,加入了大山里的农特产,如新鲜冬笋、春笋以及香菇干等,衍生出另一种福州特色小吃的风味。我想,这是一种山城内陆性与福州海洋性的特质兼容,二者相互激荡、互为补充,山海结合、相得益彰,亦也是闽都海洋文化与邵武的山区文化碰撞出绚丽多彩的火花。

二、

按理说闽都文化圈应为闽江下游地区,福州境内的五区八县及宁德的古田、屏南两县范围之内。与闽北的邵武是完全是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两个文化圈。邵武地处江西交界处,与福州有数百公里之遥,加之闽北大山的重重阻隔,植根于福州地域的闽都文化在此缘何会有强盛的生命力?

追溯历史本源,就不觉奇怪。邵武文化与闽都文化,主流本质相同,都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中原文化为主体。至今,邵武富屯溪北岸的越王村存有越王台遗址。咸丰年间的《邵武县志》载:“越王台一名越阳,旧传无诸驻猎之所(注:属东越余善驻猎之所),后废,有牧子于此得古瓦,皆罗纹雁翅之状,叩之铿如金石。荒台枕古丘,伊昔越王游”。台址呈长方“凸”字形的土堆,土层中夹杂红烧土块,高约2米,东西长27.5米,南北宽16米,出土灰色细绳纹板瓦和大量印纹硬陶。可惜1958年农场垦荒,台基被毁。1986年10月,省、市博物馆在越王村北约1.5公里处的山坡上采集到石斧3件、石锛l件、西汉四乳四螭纹铜镜l面、西汉匏壶1件、西汉双耳罐2件。其中西汉壶、罐与崇安汉城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器风格一致。

说到中原文化元素,邵武是当年中原文化入闽的首站。西晋南北朝至宋代,中原大规模南迁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东晋初的“八王之乱”,北方汉族人因避乱而南迁,多有弃官携眷逃亡,故称为“衣冠南下”;第二次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社会动荡,一大批生活在中原的百姓来到相对安定的福建躲避战乱;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兵进逼,客家先民从江西入闽。邵武山清水秀,祥和安宁,避乱入闽的士大夫或文人在邵武安家者甚多,在这支队伍中有南宋二位宰相李纲、黄潜善、太极宗师张三丰、唐工部侍郎黄峭、诗论家严羽等人的祖先。 这一大批优秀人才的进入,对邵武,甚至整个福建的文明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原人口每一次大规模南迁,作为首站的邵武成了中原文化进入福建的民俗沉积地,邵武在人口剧增的同时,中原的先进文化得到彰显。

时至近代,闽都文化亦有三次较大规模的返哺邵武,第一次是1938年抗战时期,在福州的一些学校、医院、公职单位迁到邵武,包括许多福州民众“逃日本儿”(福州语)携家带口来到邵武,据史料记载,从福州“逃日本儿”在邵武安家的有几千人之多;第二次是1955年开始的鹰厦铁路线建设时期,一大批福州的知识分子和各行业的技术人员支援鹰厦铁路建设,据了解,后来绝大多数人因种种原因无法回榕,留在了邵武安家立业;第三次是1969年至1975年间,大量的福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邵武,据当时的县知青办统计:到邵武插队的福建知青人数达到近3000人,至今有百余人留在了邵武安家落户生儿育女。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入闽,以及现代三次较大的闽都文化返流,无疑对本身就有着兼容性的邵武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之所以,邵武的闽都文化色彩浓厚,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

闽都文化在邵武的传播与光大,必须记住当时邵武的福州会馆。

历史上邵武是一个繁华的物资集散地,但它在1958年前不仅没有铁路,邵亦没有公路,全靠水路运输。邵武东关城门口码头是水运津要之一,城门口则是县城中心,十分热闹,不仅当地富商巨贾聚居于此,大量外地客商亦在此聚集。有广东帮、江西帮、福州帮、兴化帮等,仅米市粮商就有近百家。当时有不少福州人在邵武经营京果、盐米等生意,人称福州帮。从邵武采购大米运往福州,又从福州贩运海产、糖果、食盐来邵武销售。当年有一个叫游登哥的福州青年人,不仅长相俊秀,风度翩翩,且聪明睿智、头脑机敏。十九岁那年他从福州来邵武,帮忙父亲打理生意,不几年便接替了父亲的第一粮食商号位子。在福州长大的他见过大世面,又有文化,智商情商俱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八方兴隆。他善外交,为人豪爽、仗义执言、济困扶危,在福州帮及当地人中极有人缘和威信。为保护福州帮在当地的共同利益,他与另外两家福州大商号老板游振彬、陈作舟筹集了一笔雄厚资金,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繁华的中山路建起了福州会馆。会馆为现代大院形式,面朝大街,规模宏大,有60间客房,还有戏台、酒楼。门口青石雕花栅栏,大门上“福州会馆”四个大字雄健有力、稳重大方,乃当时福建省省长萨镇冰手书。会馆落成之日,按照福州习俗举行新戏台开台活动,特意从福州请来“善传奇”名戏帮上演闽剧三天三夜,甚为热闹。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州人陈天雄任邵武县长,游登哥以同乡之谊在会馆举行盛大庆典宴席,从福州快马运来海鲜品,煮地道的福州菜招待来宾,让陈天雄亦是惊讶不止,佩服有加。

福州会馆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龙头之力,为弘扬福州文化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会馆均要举行元宵节庆贺活动,张灯结彩、大摆宴席,聘请福州名演员们唱闽剧,说福州评话。让福州人身在他乡如同在故乡,而那些前来凑热闹的本地人也深受感染、不亦乐乎;除此之外,农历三月二十三日马祖娘娘诞辰,以及九月初九马祖升天之日,亦要举行太平出游街坊活动,从福州特意订制了两尊脱胎漆塑的太平神像,衣袍内是空架,真人藏在其内,神头大如桶,穿袍青马褂,在街上手舞足蹈与小孩逗玩,引得男女老少开心不己,捧腹拍掌。太平神所到之处,无论是福州人还是当地人都燃放鞭炮迎接。使得福州帮与福州文化在邵武的影响日益扩大加深。

抗日战争时期,福州帮把福州会馆无偿提供给政府,作为粮食购销处和仓库,解放后又给邵武纺织厂当工人宿舍。可惜的是,在九十年代难逃大拆迁之命运,曾经为福州人在异乡的温暖之所,以及为福州文化做出重大影响的福州会馆不复存在。真是可惜哉!

四、

福州评话,不是地道的福州人不但听不懂,而且很难品出其中的韵味。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生存区域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在邵武曾大受欢迎。

邵武农械厂有一位职工叫郑文魁,福州台江人。他自小喜爱福州评话,孩提时代就经常在三坊七巷、评话馆、茶馆场子等场所“蹭听”。数年后,他说书技巧有了一定的水平,能独立演出。后因生活所计,不得不离开福州来到邵武农械厂食堂工作。在他简单的随身行李中却有折扇,惊堂木、铜锣等说书的必备器具。当时农械厂有许多福州人,常聚在他宿舍里听他说福州评话,以遣怀思乡之情。后来,住在东关一带的福州依伯、依姆们,知道有这么一位说福州评话的人,喜出望外,便请他晚上去开场,所演出的自然都是传统曲目,如《海瑞罢官》、《万花楼》等,不仅受到邵武的福州人欢迎,亦受到不少听得懂福州话的当地人捧场。郑文魁成了城关一带很有名气的艺人,大家称他为邵武的“福州评话王”。可惜好景不长,郑文魁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福州评话,最终也给他带来了祸端。1970年,他因贩卖封、资、修,宣传《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罗瑞卿鸣冤叫屈,企图翻案。被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开除留用,监督改造。不久,郑文魁因受不了管制改造的压力,逃回原藉福州台江,东躲西藏,帮人做煮饭做菜,以此为生计,直到1981年,他得以回到农械厂。此时他己经50岁出头,原先一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性格内向、小心翼翼。他所钟爱的福州评话,不再见他言之半句。但是他对好友言:“福州评话存心中,难以忘怀。”

确实如此,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肯轻易丢失自己的文化根基。这让我想到犹太人这个优秀的民族,他们2000年前就没有了家,被人驱赶出家园,沦为奴隶,四处流落。而美国人种科学家调查过,不论什么民族,一经亡国五百年,文化上必被异族同化,在与其它民族掺杂的居住过程中,会丧失民族特性。但犹太人这个奇特的民族在亡国流浪两千多年后,还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特性。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我曾亲眼目睹了众多的犹太人来到这里,面对“哭墙”诉说自己遭遇的苦难,哭泣自己曾经无家的悲情,包括那整队的犹太年轻军人们到了这里亦也是泪流满面、难以自止。无论谁看到此情此景,都会被这一截断墙,这一片哭声而唏嘘不己。如若没有一种优秀的文化在心中坚守与永存,就没有“哭墙”感人至深的此情此景。

五、

邵武富屯溪,为浩浩闽江之源头。它把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带到了福州,亦把福州的都市文化(包括海洋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到了山城,缩小了大山与海洋、落后与先进、闭塞与文明的差距。不可否认,闽都文化能够在山城邵武飘香四逸,与富屯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功不可没。

清同治十二年(1873),基督教美国波士顿总会设在福州的“闽中协会”为扩大传教区域,派遣美藉传教士和约瑟、吴西面、力腓力与医生惠亨通、柯伟良一行来到邵武传教。当时福州到邵武的陆地交通极为落后,相对而言,水路比较通畅且安全可靠,但亦是十分辛苦,从福州到邵武逆流而上要半个月之久。福州的教会人员便是从水路来到邵武,他们在山区传教的同时传农业、传医学、传文化。清光绪五年(1882)在邵武成立了传教总堂和医疗馆,尔后相继开办了学校和医院。1885年,美国波士顿总会又陆续从福州派遣美藉人福益华、多察理、柏恒丽等十数人先后到邵武开设圣教医院、汉美中学、乐德女子中学及小学、幼稚园、农林试验场、奶牛场等。到1925年,己开设中学2所、完备高级小学5所、初级小学15所、幼稚园2所、神学院1所、妇女圣经学校1所,以及十余处医诊室。

1938年抗战时期,福州基督教会在福州开办的协和大学、格致中学、文山女中和一些机关企业、银行、金融保险先后内迁到邵武,包括一大批为数众多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这一切为落后的、封闭的邵武山城带来了现代的医学、教育、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繁荣,更带来了先进时尚的文化理念。

当时这些大量的人员和物质,包括后来的1946年,美藉传教士詹雨时、潘德惠夫妇,医师林恩华、怀兰夫妇等人带来的大批西药和医疗器械,均是通过水路由福州运抵邵武。在这条传递物质与文化的河流上,福州文化圈内的闽清人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邵武以及周边的光泽、泰宁、建宁、建阳等地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大量的木材从邵武的东关码头、水口寨码头通过富屯溪运往福州,包括运客的“鸟雀船”(即乌蓬船),都是福州地区的闽清人。在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富屯溪把闽都的优秀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到了邵武。

习总书记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闽都文化与邵武文化,本就是你中是我,我中有你,加之长年的熏陶与传递,闽都文化在边城得到传承兴盛,乃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但更能证明一点的是:闽都文化能被不同地域文化所接受与认可,毫无疑问有着其成熟的、与众不同的魅力,是一个文明先进的文化、是一个源清流洁的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我想,如若有朝一日会有世界大同,文化大同,闽都文化亦飘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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