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袁启彤，1932年5月生，江苏姜堰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1985年7月至1993年9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1993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6年10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主任，1997年4月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9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袁启彤家中福 采访组： 袁老，您好！您在福建省从政多年，亲历了习近平同志从厦门、宁德、福州又到省委省政府任职的整个过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袁启彤：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从这以后，福建的地位大不一样了，中央对福建的要求也大不一样了，福建省形成了从全国各地吸引人才开展工作的热潮，习近平同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正定到厦门来工作的，当时距离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不到5年时间。 1985年，我到厦门开会，习近平同志那个时候刚刚到厦门履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财政工作。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小伙子又年轻，又精明强干，但从言谈举止来看，又有着他这个年龄少见的老成持重。当时，厦门市政府有一个向科威特贷款的计划正在准备阶段。我在开会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说，既然论证好了，就要大胆地做。 习近平同志后来又被省里派到宁德去工作。当时省委常委们商议和决定的过程我都了解。宁德大部分地区地势险要，经济相对比较闭塞，是严重贫困地区。当时宁德的书记年纪很大了，需要一个精明强干、能力突出的年轻人去宁德任职，解决各项难题，带领干部群众冲一下。省委一致看好习近平同志，就把他从厦门调到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原宁德的老书记作了另外安排。后来的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果然干得很好，他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宁德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个时候，省委更确认了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栋梁之才，以后把他安排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也是省里综合考虑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既是福建省委常委，又负责福州市的工作，省里、市里两摊工作，感到实在吃不消。我不怕担子重，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干不过来就会影响工作效率。我再三提出来，福州还是要设一个专职的书记。于是，省委领导同志们又把目光聚集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我们一致认为，习近平同志很优秀，曾经在多岗位、多地区锻炼过，很有干劲和闯劲，他在厦门和宁德也经过了充分历练，实践经验丰富，是合适人选。这样，省委最终决定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 福州市委书记这个岗位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福州是省会城市，正所谓“开封府的官难当”。况且，福州占了福建省大约一半的经济总量，块头很大，福州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全省工作。习近平同志毕竟年轻，担起这么重的担子是不容易的。省市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习近平主政的福州市五区八县和马尾经济开发区，是福建的“长子长孙”。言下之意，就是担子很重，此外，还责任重大，要分担全省不少相对贫困的地市县的很多负担。我们省委几位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很有信心，都全力支持他。就习近平同志任职的事情，我专门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中组部同意让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任职之初虽然不是省委常委，但是省委常委的会议、文件大部分都扩大到他。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提出了统揽福州发展全局的“3820”工程，以及“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规划，请您谈谈他当初制定的战略规划与今天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职后，舞台更大了，任务更艰巨了，事情也更多了。他在福州一干就是6年，兢兢业业推动了福州市各项事业的良好发展。这一时期的从政经历，对他十八大以后的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与他当年在福州构思谋划的许多事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之初就定下一个大目标，要把福州早日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个目标构想下，在广泛与精心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于1992年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这一战略设想被称为“3820”工程。 “3820”中的“3”正是关键的第一步。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福州和海洋、和世界紧密连接起来，把福州建设成一个基于对台、面向全世界开放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我离开福州市委书记岗位的时候，福州市生产总值166亿多元。习近平同志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福州市生产总值达到660亿元，是我主持工作时的近4倍。习近平同志抓经济发展非常实在，从结构上来讲也非常科学。原来福州市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规模也不大，但在他手上，福州市的汽车工业、飞机零部件工业、金融、旅游等产业都蓬勃发展起来。他仅仅用了6年时间，就把福州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整座城市发展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州市委书记领导岗位以后，福州市继续按照他规划的“3820”工程稳步发展。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整整20年过去了，“3820”工程设定的战略目标已经顺利实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布局基本形成，福州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水平跃上新台阶。2012年，福州GDP突破4000亿元，达4211亿元，财政总收入近600亿元；2013年，GDP达4679亿元，财政总收入近700亿元。这些数据，与当初《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中的目标均相差无几，由此可见“3820”工程规划的科学性。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提出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请您讲一讲，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之后又是如何在工作中付诸实践的。 袁启彤： 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即将担任代省长职务。当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我主持的一次省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讲话时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如果组织上让我到政府工作，我一定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不管你当什么官，我们的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政府。”大家都为这句话热烈鼓掌。从此以后，“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这个观点就刻在福建干部群众的脑海里了。 为了提高为人民群众办事的效率，习近平同志任代省长期间，兼任“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抓政府全局工作的同时，大力在全省推动办事效率的提高。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时，他把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抓的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全省。比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一栋楼办公”、“治理餐桌污染”等工作都在全省部署并持续深化。比如，地沟油的合理利用，最早就是从习近平同志任代省长时开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就是将地沟油回收加工成为燃料油，又节能又环保。严管地沟油重新流入食品加工环节，以行政手段促进化工原料和环保回收的科学化，这实际上就是治理餐桌污染的一项重要内容。再比如，习近平同志当省长期间，全省建立了很好的群防群治制度，很多街道上戴红箍的老太太都行动起来，明察暗访，协助相关部门取样化验，检验饭店等餐桌污染的治理情况。这些工作他都抓得很具体。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真抓实干的同时，也很注重发挥和利用科技的力量，大力推动“数字福建”建设。他也注重对一些发展突出地区的经验进行推广和普及。比如他总结和提出“晋江经验”，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好样本。 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是福建省第一个生产总值上百亿元的县。晋江的发展经验，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推广下闻名全国，影响很大。在习近平同志支持下，晋江举办了“世界鞋帽交流大会”，晋江民营企业品牌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打造出很多现在人们仍然耳熟能详的服装鞋帽品牌。 习近平同志还大力推进晋江食品工业建立良好的创新机制，因而使晋江的食品工业得到大力发展。比如有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将鱼骨头磨碎了再加上其他食品原料，制成一种品质很好的饼干，深受市场欢迎，以至远销北美和欧洲。 采访组： 您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共事、相处多年，您认为他在工作、生活当中有哪些优良作风值得学习？ 袁启彤： 第一是勤奋。习近平同志不仅严谨、细致，而且抓紧一切时间处理工作上的事。他工作效率很高，但因为事情过于繁杂，他周末几乎从不休息，每天加班。就连每天吃早餐的时候，他也经常叫一些部门的领导来一起吃，边吃边交流，把很多工作上的问题就谈了。中午，他会请有些部门的领导一起吃工作餐，大家到食堂自己打饭打菜，然后坐在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第二是干净。习近平同志在廉政方面对大家要求很严格，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守规矩。他对自己要求更严，近乎于苛刻。在很多人看来，人与人之间有些人情来往很正常，但在习近平同志这里，他任何礼物都不收。他平时送给下属一些纪念品可以，但别人给他送东西，他一概不要。他到北京工作后，我去看他，他送给我一些纪念邮票，还有小砚台，但我带的一点茶叶送给他，他却坚决不要，让秘书赶快拿给我的驾驶员。 习近平同志常说，送礼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如果这次收了这个东西，下次就不知道又会送来什么东西了。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乡亲们送给他一些农产品，即使是青菜、粗粮类的东西，他也坚决不要。为了不伤害乡亲们的感情，他会尽量解释，表示感谢，告诉大家这份情谊他心领了。 省里也有同志想通过习近平同志找他的父亲办事，他每次都说：“我肯定不同意，我父亲肯定也坚决不同意，再容易的事也不能办。”但他认为，走后门托关系办事和通过正常程序请求组织解决困难是两回事。只要是通过正常途径提上来的事情，他都会积极帮助办理。 第三是平易近人。我们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他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和基层群众非常和蔼，平易近人。入住地方宾馆后，他深知司机等服务人员工作辛苦，经常把这些同志叫到楼上一起喝茶，聊聊家常。彭丽媛老师也从不摆架子。有一次，省委要开一个联欢会，筹备的时候，我试着问习近平同志，是不是可以把彭老师请来为大家唱几首歌？习近平同志说：“没问题，我跟她说。”我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痛快，也没想到彭老师真的来到我们的联欢会现场。那天，彭老师为大家唱了好几首歌，参加联欢会的人高兴得不得了，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采访组： 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支持侨务工作的故事。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侨务工作。有一位拥有跨国集团的华侨，祖籍是福州的，他的家族情况比较复杂，父亲是地主分子，土改的时候曾错误地遭到批斗，而他的哥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因为父亲被批斗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根本不回大陆，更没有回福州投资的打算。习近平同志亲自去他所在的国家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回到家乡走走看看。经过习近平同志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这位华侨转变了对中国大陆、对共产党的看法，回到福州投资，为福州经济发展出了一份力，他自己的企业也受益很多。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保护和修复名胜古迹。他在省里工作期间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大力保护、维护、修复、重建古建筑，很好保存了福州的乡情和文脉。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也很重视全省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保护和利用好福建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福建最早发现的有人类活动的地点是三明市清流县的狐狸洞，距今8000至10000年。后来又发现了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把福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18.5万年前。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万寿岩史前遗址，上世纪80年代也曾面临被摧毁的命运——这里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一度面临挖掘机和炸药包的威胁。 为解决这类问题，王月明等一些当地老人先后写了呼吁书，紧急向有关部门报告。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对万寿岩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我省史前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也是国内罕见的重要史前遗存，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批示深刻具体，感情溢于言表。现在，万寿岩遗址已开发成为考古公园，很好地保存了这份珍贵的文物资源。 采访组： 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老区、海岛等相对贫困地区建设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对边远海岛和贫困地区始终非常关心。大约是1994年前后，我们一起陪同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到平潭去考察。平潭这个地方当时还很落后，一些海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发展滞后。我们乘一艘船在平潭的各个小岛周围转来转去。还到了一个驻守的连队去吃饭，我们那天和战士们一起吃了红烧肉，吃了青菜，习近平同志还问一位小战士，你们平时也能吃到新鲜的肉和菜吗？淡水够用吗？小战士说，能吃到，肉和菜都有！淡水也够用，但就是要节约用水。习近平同志说，这里虽然艰苦，但是战士们一定要把这里坚守好，建设好。 那天我们交流当中，习近平同志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说，平潭的很多岛礁，虽然交通不便，缺乏淡水，但如果我们能充分加以建设、利用，就像小航空母舰一样，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看上去没什么价值的岛礁，其实是我们的财富。我听到这个意见，感到很新颖，但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这话里面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设立了海南省三沙市，南海一些岛屿的建设也开展起来，很好地维护了我国的领海及相关权益。此时，我就回忆起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平潭讲过的那些话。确实，我们的每一寸国土、每一寸海域，都应当充分呵护、建设、运用，以维护国家的权益，守卫我们的人民。 平潭大桥是在习近平同志手上开始建设的，他离开福建以后建成了，现在汽车、火车都可以从福州直达平潭，非常便利，既方便人民群众出行，也促进了平潭经济发展。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一直在谋划如何把闽江的水引到福清的一个缺水地区。这件事也是他在福建时果断启动并大力推进，在他离开福建以后完成的。由此，解决了福清一大片旱地的灌溉问题，那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 习近平同志当省长以后，非常关心老区建设，他经常到龙岩去，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除充分论证、落实各种保持水土的科学方法之外，他还带领省里的干部植树造林，他自己一个人就种了一大片树。现在这些树都生长得很好，根深叶茂，很好控制了水土流失。 无论是平潭大桥的建设，还是解决福清的灌溉问题，以及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上启动、推进的，但是全面收到效果则是在他离开福建以后，得到实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从这些事中得到很多启发。领导干部做工作，如果只考虑一时一事，只考虑自己的政绩，那是目光短浅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习近平同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充分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福祉，他这么做是对“功成不必在我”精神境界的最好诠释。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关心老干部，在干部群众当中有口皆碑。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事例。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对我很尊重，对所有人，无论职务高低，他都非常尊重。所以省委省政府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品质、气质、素质都是交口称赞。 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之后，有一年，省里几位领导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深圳去出差，顺道看望习老。在习老家，我们共进午餐，吃的是窝窝头和几个素菜。炒马铃薯，甜面酱，胡辣汤，都是陕西的饭菜。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大姐问我们，这个饭菜你们吃得惯吗？我们说吃得惯。齐大姐说，近平就是吃这个窝窝头长大的。临别之前，我们提议说，一起合个影吧。于是就请习老和齐大姐坐在中间，习近平同志和几位上了年纪的同志坐在二老两边。习老就说：近平，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坐这里，你蹲在一边！习近平同志连忙答应说：哦哦哦，好的。我们劝习老说，近平同志怎么说也是我们的省长，就让他和年轻同志站在后面吧。 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离开福建去浙江的。那时我刚好住院动手术，手术完毕身体基本恢复我就出院了，谁也没告诉，不想惊动同志们来看我。但没想到的是，我出院的第一天，习近平同志就亲自到医院来看我了，结果扑了个空。医院院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习省长，你都要离开福建了，还来看他？”习近平同志笑着对院长说：“他是我的老领导，我肯定要来看他。”医院院长听到这话非常感动。我是已经退居二线的人了，习近平同志又要调离福建省了，双方在工作上再没有什么交集了，但是“人走茶凉”这样的事在习近平同志那里是不存在的，他非常重感情。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这份同志之谊、同事之情，在他心里还是一如既往。 采访对象：王建双，1936年12月生，福建翔安人。曾任福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厅长，1987年任厦门市委书记，1990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19年8月29日再访 采访地点：福州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您任厦门市委书记，那时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王建双： 1987年1月，我到厦门市任市委书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那时候他30岁出头，一年半之前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由于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有些人就有顾虑——他会不会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他会不会有优越感?办特区，有很多旧体制要打破，有很多旧机制也需要转换，他这么年轻，到底敢不敢碰这些旧体制、旧机制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对他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但通过接触，习近平同志为人平实可亲的风范、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很快使大家打消了之前的顾虑。我那时刚刚上任，对厦门的具体情况还在调研、探索阶段。在与市委班子成员交谈过程中，我感到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一些战略思考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印象很深刻，现在还记忆犹新。 办经济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引领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抓这两件大事，在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上花了大量心血，也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采访组：请您详细谈谈习近平同志制定厦门发展战略的思路和过程。 王建双： 1986年8月，厦门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着重研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委安排习近平同志抓这件事。他认为，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引领特区健康发展的战略，必须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个课题分为21个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担，有100多人参与研究。他还亲自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北京，向于光远、刘国光等专家学者请教，请刘国光同志来厦门调研指导。此外，他还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新加坡考察办自由港的经验。 我到厦门工作后，跟正在主抓战略研究的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些交谈。他说：“办特区大家都有积极性，你也想做，他也想做。我们办特区没有经验，但是战略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我感觉他说得非常好。 他还对大家讲，厦门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要弄清楚中央为什么要在厦门办特区，这是战略定位问题。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办特区的有利条件。第三，要弄清楚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第四，要考虑清楚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第五，发展模式明确了以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怎么定，应该有一个总体安排。目标定出来以后，要分阶段地发展，要选择重点，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后，就是制定战略对策。 在制定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逻辑非常清楚，思维定位也很准确，他让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深入调查和反复论证相结合，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紧密构建了一个系统工程，很好地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1988年3月召开论证会，有50多个单位和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证。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特区最早编制的15年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厦门发展的总体设计，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实施对策，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沿着中央指定的方向健康前进。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确实对厦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的一些思路到今天也是先进的。 采访组：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当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王建双： 中央批准厦门为计划单列市，是体制的重大改革，这牵涉到中央、省、市三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也牵涉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面调整。这其中矛盾重重，有非常多的利益纠葛，还有各种极其繁琐的问题。尽管计划单列工作是一件千辛万苦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出色。 1988年，市里成立计划单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全面负责计划单列的各项工作。他从基数划转、理顺关系入手，组织了9个专业组、105个单位350多人的工作班子，进行极其认真细致艰苦的工作，整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矛盾。习近平同志同班子里的几位领导反复研究如何处理好各类矛盾，认为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协调要充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厦门有20多个重要部门，在计划单列之后，工作职责和管辖范围都有所调整。这就牵扯到一些问题，你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多收一点还是少收一点，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这些矛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看法不一致，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需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习近平同志认真去做工作，通过反复协调和协商，一点一点逐步取得进展，慢慢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 第二，要有全局观。习近平同志给各单位的同志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厦门要实行计划单列，要充分地向省和中央去反映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在全国、全省的棋盘当中，厦门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要有一个全盘观念。该反映问题，我们要反映，但是我们要从全局去考虑，不能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全局观念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把握得很好，所以矛盾处理得很妥善。 第三，家底要透明。厦门计划单列工作具体该如何做?到底怎么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基数要调查得非常清楚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他说：“我们的家底要透明，千万不能遮遮掩掩的。”这样重新分配的时候，才能做到通盘统筹，有可靠依据。 第四，眼光要长远。习近平同志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能单纯就事论事，更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 经过一年多努力，习近平同志同班子的同志们排除各种困难，推动厦门的计划单列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厦门计划单列以后，发展优先权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厦门原来是福建省9个地市之一，配备的是地市一级的管理班子，权限小，束缚多，许多事情想做做不成，极大束缚了特区发展。计划单列之后，中央出台文件，赋予厦门副省级的管理权限。厦门可以直接和财政部结算，自己还可以单独设立金库。也就是说，厦门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自己计划着花。 第二，计划单列之后，厦门得以逐渐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把握大原则基础上，怎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就怎么改。这样一来，上层建筑得到了优化，体制对发展的束缚减少了，很多生产要素就能够重新进行高效配置，经济发展就有了很大活力，厦门发展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计划单列之后，厦门作为副省级单位，可以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直接了解中央的意图、方针、部署，这使整个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和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也极大激发了大家去开拓创新。 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就等于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插上了翅膀。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这两件大事抓完以后，我对习近平同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感到他战略思维非常强，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思考问题都是从厦门的实际出发，不是“拍脑袋决策”。厦门非常需要他这样的实干家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破解厦门发展障碍过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王建双： 办经济特区，要打破很多旧体制，要转换很多旧机制，改革力度有多大，阻力相应就会有多大。就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们交流过很多次。他说：“老城市办特区存在三个障碍，第一，传统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传统的政治体制障碍;第三，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障碍。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难以前进。”如何破解这三大障碍，习近平同志在探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七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且一一付诸实践。 第一，关于厦门经济特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说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靠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对台关系，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厦门只能走这条道路。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第二，厦门必须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对外要引进台资、侨资、国际资金，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挤”入国际市场。他深刻认识到，发展特区绝不可“闭门造车”，必须与国际接轨。 第三，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他在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做了很多调查。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讲为祖国统一作特殊贡献呢?一是从人口因素看，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迁过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福建人要到台湾去，大多数是从厦门港到台湾，所以历来厦门就有对台“人文交流桥梁”之说。二是从历史因素看，在清朝初期，台湾和厦门是一个行政区，叫做台厦道。三是从人文风俗习惯看，厦门和台湾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很多从台湾来到厦门的人，都能很快融入厦门的生活。我们要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核心问题是争取民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厦门所具有的这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做工作，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做工作，也包括将来的基础设施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特殊贡献。习近平同志对民心问题的考虑，我们都很认同。现在每年6月在厦门举办的以“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为定位，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海峡论坛，吸引了台湾一大批人来参加，既包括基层的乡里长，也包括国民党高层领导，还包括民进党里的一些人。这一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做下来，是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民心观念紧密相关的。 第四，厦门特区的经济总体结构必须转换，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他通过多次调查了解到，厦门市老企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0%，贡献的财政税收占90%，如果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转换机制的话，特区根本没有办法富起来。对此，他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改造机制，切入点要从改造老企业入手。那么，该怎么切入呢?他说：“大企业要实行股份制，小企业要实行外引内联，通过兼并组成小企业集团，多层次地来转换这个机制。”现在听来，这种观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在30多年前那种环境下，能提出这个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当时他还提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有外资进来，也可以掺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把这个机制激活。 第五，要抓好厦门的城市建设。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时，厦门因为多年来一直是前线，没有什么城市建设，但他很乐观。他认为，虽然我们受了损失，但是也得利，给我们留了一个好做文章的空间，发展潜力很大。他在做战略研究的时候提出，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厦门总体要形成一个“众星拱月”般的城市结构，以老城区、鼓浪屿为中心，星星在岛外，包括集美、海沧、同安、杏林，根据不同的产业分工，把这个中心拱起来。厦门的城市建设一直沿着这样一个规划思路在做。2010年，他视察厦门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众星拱月式的城市建设，还说：“你们要把外面几个星星擦得更亮一点。” 第六，要造就一支适合特区建设和发展的人才队伍。当时，厦门虽然文化事业水平比较高，但是人才比较缺乏，特别是缺少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建筑方面的人才。怎么办?他讲了两个方面。第一，要多层次、多途径并举，大力开发人才。第二，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才流动、人才选拔、人才使用的机制。这一观点一直在引导着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在全方位、多层次开发人才观点的引导下，整个厦门市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基本上晚饭以后，道路上的人很少，大家都去学习班“充电”去了，因为办特区，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 第七，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目标进行改革。20多个政府部委办部门要转换机制，该由企业、社会办的事情，政府部门要放权让他们自己来办。这样一来，政府机制转化就慢慢做成了。他的这一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简政放权”。 习近平同志能鲜明提出这些观点，勇于打破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是非常可贵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性，而且都是从厦门实际出发，最终都形成了具体的举措，大大推动了厦门的开放与发展。 采访组：在您看来，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哪些具体体现? 王建双： 对于厦门精神，我所领会的是：传统的海洋文化造就了厦门开放包容的精神，而改革开放又赋予厦门博大的胸怀与奋进的热情。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为厦门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中，习近平同志的治理理念也得以付诸实践并不断丰富。 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我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他主张走出去、看世界。他多次强调：“我们不要关在门里搞特区，而是要出去考察，把人家好的经验带回来。”他的视野很宽，不是局限一国一省一市，而是希望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好经验以发展自己。第二，他善于广交朋友，深交朋友。 关于习近平同志广交朋友、深交朋友，我了解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93年，福建省成立富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成立的，资金是由塚本幸司先生捐赠的。塚本幸司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起他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经过。那是1991年5月，习近平同志访问日本，塚本幸司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但是塚本幸司先生的夫人，受当时日本社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负面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排斥的。她没有想到丈夫会把一个共产党员请到家里来做客，感到很吃惊、很紧张。当38岁的习近平同志走进家门时，塚本幸司夫人看到来自中国的客人，很年轻，并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对他产生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在一番亲切交谈后，习近平同志说，刚才先生提到如何理解儒商，我想以旁观者的角度介绍一下福建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事迹。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和南洋是很受大家敬仰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教育事业，兴办了厦门大学等学校。嘉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做生意与做人一样，要讲德行。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在商场上遵守信用，体现了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儒商气质，希望塚本先生也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商。通过交谈，塚本幸司夫人感到，这位年轻的中国领导干部拥有为百姓谋福祉的深切情怀，很有文化素养，值得亲近。 塚本幸司夫人问习近平同志，你到日本考察了大公司，看到了城市建设，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企业家后，你有什么感想?习近平同志说，日本的科技先进，高楼大厦林立，企业设备齐全，不过工厂现代化对我来说并不是重点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在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在中国见到。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我看了几家工厂，那里员工们的工作态度都很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和无所事事的人，我看到了农村非常干净，农民十分勤劳，日本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塚本幸司夫人听了以后对旁边的儿子说，习桑(桑，在日语中表示对人的亲切敬称)这个人不简单，只比你大几岁，就这么成熟有远见，你今后要以他为榜样。 塚本幸司先生对这次交谈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习桑这次来我家做客是我家的荣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的夫人心里残存的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已经扫除了。这个心病解除了，以后我到中国去投资就更放心了。 1992年初，在福州市的一次招待会上，塚本幸司先生向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希望能够给福州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派遣一名干部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事先已经听说了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想在外资企业当中率先建立党支部。在招待会上听到塚本幸司先生的这个请求时，他问，你为什么想在你的企业建立党支部?塚本幸司先生回答说：“我认真拜读过你们共产党的党章，看过你们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讲话，我打心底里敬佩你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里集中了大批精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贵党的治国理念，对经营好企业有很大的帮助，企业要想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听了塚本幸司先生恳切的言辞，习近平同志马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相关办事人员听后认为，这可能是外国资本家一时心血来潮，在场面上说说而已，没太当一回事。 几天过去了，塚本幸司先生一直没有等到回音，再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就又一次提出给企业派党支部书记的事，还提出支部书记可与公司总经理在工资待遇、参加董事会、工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同待遇。习近平同志听后对参加会见的福州市建工局党委书记林义熟说：“外商要求我们给企业派共产党的书记，这在全国不多见，这个事就交你负责了，一定要办好，要尽快在建工系统挑选一名合适的人选，报市委批。但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到外资企业要努力工作，要头脑清醒、不卑不亢，任何有损人格国格的事绝不能介入。” 建工局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马上研究选出了组织干部科副科长黄风，上报后很快得到市委批准。在日本的塚本幸司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对人选非常满意。黄风到企业后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员工的爱戴和外商的尊重，为福建省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积累了经验。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期间，特地拜访了福州籍的文学家谢冰心。他给冰心先生介绍福州市的变化，谈到了在福州旧城改造、长乐国际机场建设当中，都使用东海租赁株式会社在福州办的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生产的活动房，还介绍了到日本访问时，他曾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塚本幸司先生家里做客的一些情况。习近平同志请冰心先生为这位企业家题一幅字。冰心先生说：“因为中日那场战争的关系，已很少给没有见过面的日本人题字了，但习书记介绍的人肯定是不会错的，这算是一个例外。”冰心先生欣然题下了“中日友谊源远流长”几个大字，并说，希望塚本幸司先生能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更大努力。 1992年夏，塚本幸司来福州时，习近平同志将冰心先生的题字交给他。塚本幸司先生见后十分感动。他说，我一定牢记冰心女士的嘱托，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看着装题字的精致盒子，塚本幸司先生想了想，恳切地说：“是不是可以请冰心女士在盒子上再题写‘中日友谊谕’五个字?谕是前辈对晚辈的吩咐、指示，我不仅要永远珍藏这幅字，还将永远照此指示来做。”习近平同志表示，愿意尽力满足塚本幸司先生所请，请冰心先生再题上“中日友谊谕”五个字。后来，塚本幸司先生到福州来，从习近平同志手中接过冰心先生的题字，回去之后郑重嘱咐自己的家人说：“冰心先生比我大了整整28岁，她的教导我听，你们也不能违背。” 多年以来，塚本幸司先生一直致力于支持中国的发展，帮助培养有志于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青年才俊。他于1993年捐赠5亿日元巨款设立富闽基金会;2003年他又和夫人携手捐设教育基金会，帮助山区贫困孩子圆大学梦。塚本幸司被授予“福州市荣誉市民”“福建省荣誉公民”等称号，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友谊奖”。2019年5月10日，塚本幸司先生收到习近平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经常回想起当年访问日本时到你家中做客的情形。”塚本幸司先生非常感动。可见，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人们的真挚友谊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而会历久弥坚。这也说明习近平同志对中日友好的民间交往是何等的重视。 这个持续了30多年与外国友人交往的故事，反映了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胸怀博大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 采访组：长期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直都非常关心、尊重老同志，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建双： 习近平同志对老同志特别尊重。他不仅仅是尊重老同志，还善于向老同志学习经验。在这里，我讲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一位南下干部的故事。厦门市委原副书记李振经同志曾经在老革命根据地龙岩当过地委副书记。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对我讲：“近平来看过我了，我很高兴。”我问：“他跟你谈了什么?”他说：“谈了很多，但是我很不客气地讲了一个小建议，龙岩是革命老区，厦门是经济特区，你要想一想怎么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这样两地的经济都能够发展起来，龙岩有资源了，人民生活才会好起来。他态度很真诚，应该是听进去了。” 第二个是关于一位福建老地下党员的故事。福建有一位老干部，叫施能鹤，是老地下党员，后来当过厦门市政协主席。我去看望他时，他说：“我生病时，近平来看我了，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接着他又说：“他很虚心，请我提意见。我就给他提了一条意见，现在特区的人才，都被单位绑住了，有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单位却一定要他干这方面的工作，而缺人的地方，又调不过去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跟他说，一定要打破这个固有模式，让人才流动起来，不能让人才只窝在一个地方，否则对厦门发展是很不利的。” 只要有时间，习近平同志都会去看望老同志，关心他们的身体，聆听他们的建议。他很尊重老同志，重视他们的建议，与老同志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所以老同志才愿意给他提这么多好的工作建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与侨胞、台胞有很多交往，在很多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 王建双： 习近平同志曾去看望过华侨的侨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庄云潮，征询吸引侨资的建议。庄云潮就对他说：“你要引进侨资，首先要争取侨心。”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我在这里讲一下我了解的一个故事。金门同胞颜西岳曾是厦门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我到他家里看望他，他说：“我年纪很大了，近平很关心我，除了他自己来，还派人来看我，我很感动。”他还说：“我对近平讲了两句话。第一，历来厦门和金门都是亲戚关系，我自己的弟弟和很多亲戚也都在金门，可是现在厦门管得太死了，大家往来探亲，非常麻烦，很难批下来，有时只能偷着雇一条小船，大家在船上会面，这样多伤感情啊!所以，我建议他研究一下怎样能够放宽台胞回大陆的政策。第二，金门缺水，我们有江，我们的水很多，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把水送到金门去，这样金门的民心就归过来了。”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一直支持从大陆给金门供水的推动工作，这件事情虽然有着自然条件困难与政治壁垒的双重阻碍，但他却一直在积极推进。直到2018年8月5日10时，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愿景终于成为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时间，对福建干部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为福建的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年华与心血。您如何评价他在福建的这段工作经历? 王建双： 习近平同志曾说，“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可见他对福建的感情有多深。福建的山山水水都有他留下的足迹，福建的大地都有他留下的声音。他经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深入到干部当中去，他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 通过与习近平同志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感到他既有启民心智的魅力，又有知民冷暖的情怀。他把感情完全融在人民当中，所以人民群众才会亲切地称呼他“习大大”。我想，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老百姓真正把他当亲人，才会这么称呼他。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