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再纯 1942年9月，邵武北门石桥边朱克昌家的小孩，从光泽回到邵武，突发高热寒战，颈部、腋窝淋巴结肿大，不日，全身皮肤紫黑，发病仅4天死亡。是“老鼠瘟”（鼠疫），邵武地方绅士吴钟先生说。不久前，他向县公立卫生院院长许上文提议：“光泽发生鼠疫，邵武是下游，水陆交通必经之地，应作防范，严防光泽到邵武的的客商。”遗憾的是民国官僚草菅人命。许院长不屑一顾：“哪有什么老鼠瘟，不过是恶性疟疾吧。”县政府也不以为然。 于是一场“黑色恐怖”很快在邵武蔓延开来，城区几天之内发病数百人。 鼠疫由朱家传邱家，由忠孝街（南门）自强路（五一九中西段至新建路）一带，到迎风街（五一九东段），出东门，连户死人，有的全家绝户。忠孝街一带，店铺紧闭，行人绝迹。街头巷尾，哀鸿遍野，啼哭之声不绝于耳。民众无不惊恐万状，举家奔逃者不计其数。 时任邵武县县长袁国钦慌了手脚，紧急向省政府求救，省府指派卫生处处长陆涤寰和东南医防处的防疫队，协同县公立卫生院、救世医院、第三战区卫生训所、第200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一支联合防疫队，同时成立防疫委员会协调指导疫病防控。对疫区消毒、检查，对病人隔离和治疗。全城开始大规模清毒。户户放毒鼠饵，撬地板，堵鼠洞，撒石灰，灭跳蚤。收集的死鼠堆积成小坵。因为毒鼠，猫狗也死光。鼠疫发生的时，先是染疫的老鼠发高烧,，跑出洞外找水喝，一喝水便死亡。老鼠死后，三五天就开始死人，染病者死亡率95%以上，令人不寒而栗。 县防疫委员会紧急告示：一、染病者立即向防委会登记，速送福山庵隔离治疗； 二、病死者向防委会报告，领取棺木购买证，无证买不到棺木；三、死者立即埋葬，不得停留，禁止办丧事和亲友吊唁；四、房屋消毒封闭，家属强送北门富屯溪船上，隔离两星期。 都晚了，不到两个月，全城死亡400余人。 到11月，鼠疫蔓延到拿口的庄上、渡头，大埠岗、和平、水北的越王、窑上等地，死了300多人。 1943年春，谢坊垦区1名伤兵染疫，鼠疫蔓延至谢坊、曹坊、卫闽、埂头、外石、水口寨、桥头等地，又死了400多人，仅谢坊死100多人。 全县百分之八十的乡村陆续传染，尤其是富屯溪两岸，几乎村村发生鼠疫。 早死的还有棺木，到后来，木工做棺材来不及，只好草席裹尸埋葬。邵武的回民也用不上石棺。更可怕的是参加抬棺埋葬的“八仙”也陆续染病而死，“今天埋别人，后天被人埋”，以致后来连埋葬的土工都找不到。人人谈“鼠”色变，留在家的偶尔出门，脚上要穿上白色的长筒鞋，全身裹紧。 刘汉辉医生（已故）参加了邵武当年的鼠疫防治，他在文中回忆说，起初将病人隔离于富屯溪船中，人多了又移到福山庙内。省县两级的医务人员来了不少，都贪生怕死，危重病区避而远之。我这个助理医师领了两套带袜的工作服，单枪匹马被派到福山上去，之后再三请求，才找来一位姓邓的护士协助工作。到了福山庵，眼见危重病人东倒西歪，奄奄一息，如同人间地狱。但刘汉辉医生秉承悬壶济世的医德坚持下来。 时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国民政府财力枯竭，缺医少药，设备简陋。只能对发炎引起化脓的淋巴腺，采取切开排脓，创腔清毒后，填塞雷夫奴耳的纱条，每天或隔天换药一次。经济条件较好的病家，向外购买德国拜耳药厂出品的百浪多息(磺胺类初期制剂)注射，这算是上等好药了，但是能用上的寥寥无几。后来，救济总署分配来“鼠疫片”（磺胺噻唑），据说是特效药，起初，病者尚能每天领药，到了后来，僧多粥少，奇货可居，又成了敷衍了事。 有部份邵武老中医不注意防护，挨家挨户去看病，结果染疫，邵武老中医刘子明、杨嘉仂、杨品堂、饶云昇、林朴臣等殉职牺牲。 西门华严寺的僧人也参与“救苦救难”，召集信众，设坛念咒做法事，求神拜佛送瘟神，当然于事无补。 当年，冲在防疫第一线的还有一个外国人——毕姆姆，天主教邵武救世医院护士长。毕姆姆和另外2个外籍护士，每日2次，从东门天主堂步行至福山窠，为患者送药、送饭，精心护理。随着疫情恶化，不久，另2名护士因害怕而逃离。但是，毕姆姆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坚守岗位，不幸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染上鼠疫，以身殉职。 《邵武市志》四十篇《人物》载： 毕姆姆(1895~1943)，女，德国人。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OTI医学院高等护理学校。应邵武天主教会聘请，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到邵武救世医院任护士，民国二十九年任护士长。她热情周到，为普通百姓治病，待人和气，医德高尚...... 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要怀念她，为邵武抗击鼠疫而殉职的国际人士，她的丰碑写入《邵武市志》，也写在邵武人民的心中。 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到霜降后，这场鼠疫才基本控制，但仍旧不能全部歼灭。 1948年冬，一个江西小商贩染疫，传入邵武桂林的横坑，蔓延至大放、神仙坪、余家坊、盖竹和坳上，染疫死亡100多人。直至解放初期仍有个别病例发生。 民国后期，邵武全县人口不到10万，鼠疫死亡1200余人，超过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