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佑衔 种田莫种烂泥田， 水冷泥深蚂蝗叮。 有种无收女不嫁， 百樵男人打单身。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沿山镇百樵村是全县出了名的贫穷村，全大队2862亩水稻田，有一大半是烂泥田，且耕作粗放，技术差水平低，种稻稻不长，不种稻草莽莽。 如今再看百樵，一马平川，碧波粼粼，稻香鱼肥。这一切的变化，得归功于当年“农业学大寨”。 七十年代中后期，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百樵村学大寨也学得如火如荼。我当时是百樵大队的包队干部。我与大队两委作出规划，农忙种田，农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每年秋收后，大批劳力便向山垅进军，改造低产田战斗打响了，大队领导一马当先，党、团员走在前头，社员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龙头在前舞，龙尾紧跟后面摆”。干部、群众一条龙一股劲，奋战在一线，劈草、挖沟、积肥…… 女党员李方喜是大队的妇女突击队队长，这位刚满二十岁的“铁娘子”，带领妇女干得热火朝天，干劲一点不比男人差。民兵队长张忠生说：“妇女都走在前头去了，民兵能掉队吗？不行，干！”紧接着，年轻力壮的民兵们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大有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风风火火地和妇女突击队展开了一场逞强竞赛，那可是胶着对着干的，谁都不甘落后，谁都不认输，一仗接一仗地打，任务一个接一个地完成，首先举长柄刀将山垅两旁的荆棘杂草劈下来，让太阳普照山垅田，增强光合作用，促使庄稼生产，然后再把山塝的杂草连根带土铲下一层草皮，摞起来放火焚烧，烧的土施到田中去，增加有机肥，改良了土壤，又可提高土质温度，有效地改变水稻生长环境。接着，在山垅两旁挖一条一米余深的壕沟，将沁泉排掉，又可预防春季大雨山洪暴发，洪水下泻，冲毁良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事在人为，经过几年奋战，百樵大队十余条山垅田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原来不能种双季稻的，现在可以种双季稻了，原来种双季稻2000亩，迅速扩大到2500亩，全大队166户，平均每户种双季稻达15亩之多，在没有机械化生产仅靠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其任务相当艰巨。 那时，缺乏优良品种，科学种田水平也低，闽北山区气候变化无常，无法超前播种插秧，早稻要到清明才插秧，虽然早稻可以丰收，但晚稻插秧迟，很难避过寒流，常常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公社技术员郑振盛为此事伤透脑筋，几番摸索，提出了薄膜育秧的新方法，他说：“薄膜育秧，比水田育秧时间短来得快，又能培育壮秧，秧苗长得平衡，可以节缩短育秧期，提前插秧。”说干就干，春寒料峭，三月春风似剪刀，他冒寒亲自脱鞋打赤脚下水田，平整规范的秧畦，把浸泡过的谷种均匀地播种下去，然后，盖上薄膜，然而谷种播下后并不等于一蹴而就，气候千变万化，直接影响着秧苗生长，一不留心便鸡飞蛋打，他不负众望，一心扑在秧苗上，天天在秧田观察，气候冷了，把薄膜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通风，防止天寒烂秧。大晴天，阳光炯炯，温度高，又要及时揭开薄膜，预防高温烧死秧苗，他就这样孜孜不倦地用工匠精神精心管理，工夫不负有心人，果然秧苗长势喜人，使早稻得以能在春分前后插下去，提早了一个季节，晚稻同样可以提前插秧。从而，避开寒流的侵蚀，确保晚稻丰收。 当时县里提出，“粮食跨《纲要》，户卖万斤粮”目标。郁郁葱葱的稻田里，一派碧波，人看人爱，瑜有瑕，玉有疵，若不留心观察，也许葳蕤的水稻里面根部已滋生了“稻飞虱”，别看小小虱子，可厉害啦，早期难发现，一旦发现，稻蔸已开始霉烂，倘若再经太阳一暴晒，便一片片坍塌了，无法救治。这种病虫害缘于水稻长势好密不通风，加上天气闷热，湿度大，而发作。郑振盛工作细心，检查认真，一经发现，立即喷药，疏开渠道通风，“稻飞虱”便无法生存了，他所包的生产队几乎无一虫害，而且把全大队的防病除虫工作全包揽了，有效地保障了丰产丰收。 水稻愈丰产工作量愈大，一年四季最忙莫过于“双抢”。所谓“抢”，即大暑前个把月时间，要把2500亩早稻抢收回来，又要把晚稻抢插下去，故名曰“双抢”，在大忙季节，党团员一往无前吃大苦耐大劳，冲锋陷阵挑大樑，共产党员高应生是一位热爱集体的生产队长，他每天天蒙蒙亮就下田割早稻，到社员正常出工时，他已割回来了两担谷子，上午、下午再割一担，一天内他割回四担谷子了，一人干了两人的活。在抢收抢种时分，人人都是分秒必争，割完一担谷子挑起就走，换场时，人都走了，丢下湿漉漉的打谷机没人扛，高应生二话没说，抓起扛上肩就跑，保证了社员到新场割稻有打谷机用，社员赞扬说：“这样的好队长去哪里找？”在百樵吃苦耐劳，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何止他一个，各生产队人才辈出层出不穷，他们不图什么，只图粮食跨《纲要》户卖万斤粮，到了冬季表彰先进时，能捧回红彤彤的奖状就欢天喜地了。 不仅农民为粮而战，工人老大哥，市民也被发动下乡来“双抢”，有些年份所有机关、商业、工矿企业全出动来农村支援。有一次，邵武第一丝绸厂100多名纺织女工去百樵支援割水稻，这些女同志全是上海“三线”工厂搬迁而来的，个个长得白嫩嫩，如花似玉，在上海别说割水稻，连水稻都未见过，他们来到田边，见田里水汪汪，泥巴烂糊糊的，蚂蝗游弋，感到惊奇，但她们意志坚强，勇敢地脱鞋下田，不怕脏不怕蚂蝗咬，挥镰割稻，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任务。事迹生动，感人肺腑，给社员极大鼓舞，说：“上海小姐都来支援农业了，再不加油干，对不起工人老大哥。” 有一天，我和社员一起出工时走在路上，忽听得稻田里“嘎嘎”鸭叫声，那时谁都不准私自种菜，养鸡养鸭，当听到鸭叫声都十分惊讶。社员说：“有鸭子，谁家养了鸭？”生产队长是个工作积极，责任性强，态度生硬，铁面无私的壮年人，社员叫他“恶劲仔”。他横眉怒眼地挥手说：“走，把它敲死掉！”我觉得这种简单粗暴手法不当，制止说：“别打死，抓回来处理！”呼啦一声，几个社员下田去围剿，一会儿，把两只鸭子抓回来了。“恶劲仔”问，谁家养的！”没人回答，全都默不作声，生怕若麻烦，唯有高兴子的脸蓦地红了一片，立刻被社员发现说：“是兴子家养的。”高兴子不回避，直爽地说：“是我爹养的，老人家说不听，硬要养两只鸭子，今天怎么跑出来了。”“恶劲仔”问我怎么处理？我实在为难，在当时，个人搞小自由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原则问题，必须大会小会批斗，可是高兴子一贯工作积极，干活从不捡轻抛重，养两只鸭子把他拉去大会批斗，于心不忍，不处理吧，是立场问题，学大寨六条标准中第二条说的就是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于是，我说：“先叫他把鸭子关好，晚上开会处理。”到了晚上，大家都来了，以为这是一场杀鸡儆猴的大会，有戏看，高兴子也战战兢兢来到队部，拉耸着头，一声不吭。评工分结束后接上开会。“恶劲仔”狠狠地批判了鸭子破坏集体生产一事，指出这是两条道路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说得高兴子不敢抬头。“恶劲仔”大声吼过以后把球踢给我，说请工作组讲话。倏地，全队社员的眼睛都看着我，以为我不会放过高兴子，会狠狠批斗他的。然而，我没有发火，只轻声说：“高兴子，你作检讨吧！”高兴子声泪俱下地作了检讨并下保证不敢再犯，我觉得他认识不错，错了能改就行。没有把批斗延续下去，只讲了一通批修批资的大道理就宣布散会了。高兴子很感动，打自那以后，他工作更加积极，干活走在前后，重活难活他一肩挑。 为适应“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确保户卖万斤粮顺利进行，大队党支部不断地以建大寨县的标准来对照衡量自己，检查各项工作的业绩，缺啥补啥，使各项工作不断勇攀新高。随着粮食逐年增长。1974年2860亩水稻田总产量达314余万斤，亩产1100斤，跨过《纲要》，留下口粮种子饲料后，卖给国家170余万斤，166户人家超过了户卖万斤粮的指标，被评为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粮食跨《纲要》，户卖万斤粮的先进生产大队，1975年2月，大队党支部书记谢传胜出席了省“农业学大寨表彰大会”，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颁发奖状，还奖给百樵大队手扶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嘟嘟嘟”开来大队后，社员乐翻了天…… （作者系我市退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