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新闻:多政策为企业“松绑” 破解企业降杠杆难题 福州7月1日起实行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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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星辉:松绑

2018-07-19 16:26:21 马星辉来源: 闽都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亭子  

上 篇

题记: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联名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此举曾在大江南北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至今仍让世人津津乐道,因为,这封“松绑”信吹响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

 

1984 年 3 月 23 日,福建省厂长 ( 经理 ) 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4 年的春天,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来自全省各地的55名国企的厂长、经理参加为期三天的“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地点在福州二化招待所,并邀请了省经委领导参会指导。

会议原本是按部就班,围绕着所定议题讨论如何当好厂长 , 搞活企业经营。然而,就在3月22日第一次会议上,当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发言时,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他说:“在福日公司,我作为总经理拥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能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销售产品,从而产生可观的效益……”

游廷岩的这些话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根导火索点燃了55个炸药包,当即引起与会者们的强烈反应。

大家一肚子苦水倾携泻而出,当场有人拍案而起:“要是政府能放松国企厂长经理的手脚,我们能有自主权,甩开膀子干,也可以把企业做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一点也不会比外资企业差。”

 

1984 年福建省厂长 ( 经理 ) 研究会成立大会留影

 

1984 年,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初期阶段,正是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尤其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然而,作为企业当家人的厂长、经理却对企业的财务、经营没有自主权。计划统一下达、物资统一分配、产品统一调拨、财政统一收支、价格统一规定、认识统一安排、工资统一标准。这七个“统一”,完全把企业厂长、经理给统死了。说白了,厂长经理等于企业的车间主任,根本无权决定企业用人和奖金分配等。按指令生产的产品与市场需要不相符,造成大量积压,厂长经理们明知有错当纠,却又无可奈何,一切需要听从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安排运转。这种状况造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政府的大锅饭,政企不分、权责不分。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了厂长、经理们的手脚。对此,厂长经理们空有一番报国志,却有劲使不上,真是拔剑四顾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福州机床厂厂长董福森在会上带头发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企业的重要支撑,缺一不可。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而用好人才又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想把一个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培养,但我根本无权任命。”

福州二化厂厂长汪建华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道:“国企‘婆婆’太多,而且一个比一个管得严厉。我作为一名厂长,说实话对工厂的发展无能为力。比如企业要技改,但得找上面层层审批,哪怕是盖间厕所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也是研究很久还解决不了,而发展契机往往就这样错过了。”

邵武丝绸厂厂长翁亨进亦举例道:“的确如此,在去年的‘广交会’上,我们厂和外商签了合同,但并不算数,项目必须等上面主管批准才行,人家耗不起时间、等不了答复走人,最后黄花菜都凉了。”

……

与会的厂长经理们争先恐后发言,矛头纷纷指向种种弊端。在此起彼伏的抱怨声中,会议偏离了主题,变成了一场充满激情的“诉苦大会”。

参会的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黄文麟始终神情严肃、沉默不语,在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他对企业掌门人的无权之苦深表同情,赞赏他们对改革的渴求与心愿。确实,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捆住了手脚,生产计划、原材料、产品、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等全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黄文麟的身份虽然代表着政府部门,但他觉得自己应当换位思考、实事求是,应当责无旁贷地帮助他们。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他腾地立身而起,提出建议:“你们55位厂长、经理们可否联名向省领导上书?”

他话音刚落,在瞬间的寂静后,会场立时一片沸腾起来,众人纷纷表示赞同。经过商议后,认为这是涉及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如若打个报告,按一般渠道、一般方式逐级上报省委书记,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是没有回音,石沉大海。要改革,就先从报告的方式上改起,采取超常规的举措,越级报告,直接上书省委书记项南同志。

当下,激情燃烧的厂长经理们恭请黄文麟出面,将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主笔起草了《请给我们放权》的呼吁信。次日上午,在第二次会议上对呼吁信进行讨论修正,得到与会者全体一致通过。这封信提出企业要五个方面的权力:

一是领导班子的选人用人权。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其余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要干预。

二是干部制度的改革权。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

三是奖励基金的主要分配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要干涉。奖金随着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

四是指令计划外的生产经营决定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付出”。

五是领导体制的改革权。改革企业领导制,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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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名厂长、经理全都郑重地在呼吁信上签了名字,为了表明改革的决心,厂长经理们在呼吁信结尾时言道:“我们要这些权力,绝不是为了以权谋私,今后如果有人滥用权力、牟取私利,搞违法乱纪,当受党纪、政纪直至国法惩处。”

 

 

      国内主要媒体对此次大会的报道

 

黄文麟当天就把这封信送到了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信送出后,人们忐忑不安,包括黄文麟在内的省经委领导,不知结果如何,命运如何。不可否认,这封信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在有些人看来,这55名厂长经理之举有些缺乏理智与沉稳,是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

庆幸与欣喜的是,很快得到了省委书记项南秘书的回话,他说项南书记不仅认真阅看了此信,而且作了重要批示。秘书在电话中放缓语速,一字一句地传达省委书记的话:“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项南秘书还告诉大家:“呼吁信已交给福建日报社,将会很快见诸报端。”

当年福建省 55 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放权”一事,如若没有省委书记项南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在省党报上发出这石破天惊的“松绑放权”之呐喊,亦没有紧接着顷刻间席卷全国国企改革之风,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改革史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范例。

明者远见于未萌。在此之前,一直为企业改革操心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早已经过深入调研,了解当时僵化的经济体制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有多大的阻力: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步履蹒跚、难以前行。项南敏锐地意识到,企业家们反映的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体制问题。这55名厂长经理的呼吁信,何尝不是一个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使企业突破旧体制束缚的契机?

项南深思熟虑后,果断决定:在他主政的福建省打一场能冲破旧体制、有影响、在神州大地产生轰动的战斗,来一场集聚企业紧迫需要、领导强力支持、媒体全面配合的“松绑放权”大变革。

于是,项南不仅在信上作了批示,而且亲自撰写导语,连在《福建日报》上的刊发时间、版面、位置这些细节,也都在批示中作了指示。

1984 年 3 月 24 日,《福建日报》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给我们“松绑”》为题,在头版头条全文公布呼吁信,并配发了编辑部导语。

《福建日报》准确无误地发出了福建省委决策层鼓励“放权”的信息,发出了企业改革的重大信号。这立即得到了省级部门敏锐的快速反应:

省经委提出十项措施,包括鼓励直接出口产品、下放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等;

省财政厅提出,同意企业奖金由其自行支配,不封顶、不保底,内部实行浮动工资;

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局提出措施,同意企业中层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打破干部终身制;

省劳动局提出,企业可根据劳动计划公开考核招工,企业有权选定工资形式,明确规定给企业扩大自主权;

省政府则接连下发了7个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很快就出台了10多项给企业“松绑放权”的政策。

贤士言:“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福建的“松绑放权”之战,精心策划、政策有力、措施到位,给企业注入了生机活力。后来事实证明:“松绑放权”之后,企业经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久,《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不仅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补充了福建有关部门重视呼吁的内容。同时,配发了权威性的“编者按”,对福建省的做法表示赞赏。很快,全国各地的主流报纸也纷纷在重要版面,连续刊发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后续报道,“松绑放权”成了当时国内推动国企改革影响最大的事件。

 

福建省 30 位企业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的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中央高层亦对福建“松绑放权”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实际行动的支持:国家体改委邀请黄文麟与游廷岩、刘维灿等5人专程赴京汇报;中央党校约请他们座谈,探讨企业改革的理论问题;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仅肯定了“松绑放权”的初衷,而且制定了给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政策。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为此欢呼不已,向福建55名敢为天下先的勇者致礼。

时有著名经济学家评价道:“这是我国企业改革史上企业经营者第一次吃‘螃蟹’,第一次向政府要权力,这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人们承认:由福建发端,继而在全国推而广之的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是中国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它在全面推进城市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动作用。

古人曰:“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福建当年改革之勇为,为世人高度认可与推崇。为此,十年之后的1994年1月,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协会联名向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提出申请,要求设立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从此,“企业家活动日”成了一年一度的企业家聚首盛会。30多年来,“企业家活动日”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举办,而第十届、第二十届这些“逢十”的纪念日都选择回到福州举办,由此可见,人们对福建55位厂长、经理敢为天下先,勇于破茧的勇气表示出深深的敬意,“松绑”折射出了福建人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敢拼就会赢的典型性格。

2014年5月18日,福建省30位企业家在福州聚会,纪念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30周年,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抒发了福建企业家们的追梦情怀。

习总书记在回信中赞扬道:“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如今你们作为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提出建言倡议,很有意义。”

(转自《闽都文化》2018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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